半亩塘闲话

为平安奥运对裘金友八条禁令事件——给共产党的政改建议

近日，舆论界广传10月25日法学泰斗江平支持杨佳死刑判决引发直言扔鸡蛋风波。杨佳事件产生的国内外影响宽广和持久，就像一些有识之士所说的，这是对最高当局政治良心、政治智慧的一次考验。

杨佳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裘金友完全和杨佳一样，身体和人格非法遭受警察的严重侵害，这是事件的起因。

既然是受非法侵害，在正常的国家都可以受到司法救济。可是，关键的问题就是杨佳受害后还没有司法救济，连起码的补偿都未果。这就超出了事物的极限。任何事情都是物极必反。

而犯事者是代表政府职能的政法人员。两者之间对此力量悬殊很大。如果中间没有一个公正的司法救济，那么，杨佳就是一个冤案。杨佳被迫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为了生命的尊严，不是苟且就是必然走向极端。这个过程的关键是警察作为政法人员力量过大，超于了法律对他权力和影响力的限制。

在这样一个权力大于法律的体制内，任何一个公民，包括体制内的人，乃至国家领导人，无论权力斗争还是日常生活中，如果遭受了政法人员的侵害，都有可能是同等的下场。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不能保护自身。是由于这个体制是权力大于法律的。邓小平三起三落，不能保护自身，同样是这个体制权力大于法律的缘故。每个人在这样的体制内，都可能是个牺牲品。不论今天你是国家主席还是普通公务员，甚或是下层民众，无论你今天是公安部长还是普通干警，如果存在权力大于法律的体制，也许，世事变化之后，难保你就会遭受这样的下场。事实上，这个体制内好多公安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长等司法最高机构的领导人，都受到了这个权力大于法律的体制迫害。

这是一个历史并不遥远的事实。有些政法权势者耍尽权谋，一味处心积虑的保存自己的权势和影响，企图继续享受这种特权。其实，这是对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极不负责任的投机之举。何况于国家社稷更加无益。一种特权无法得到遏制，那么，这种权力大于法律的恶行必将传递给整个体制，从而将罪恶加诸社会。这样的后果，就是使得权力者丧失民心。

事实上，这个体制下的中国人民已经深刻普遍的遭遇了这种特权大于法律的恶果。几乎所有社会事件和冤暗都是特权的后果。特权就意味着该监管的不监管，超出法律的事情，自己可以做也可以不管。毒奶粉事件是不管造成的、汶川地震中国难，地震局垄断信息成为阻止地震信息的部门、吉首十万人包围政府是由于非法集资中政府特权推波助澜、圈地运动强行掠夺土地引发冲突，都是特权所致。因而，不要说杨佳的遭受，中国千千万万的民众都遭遇过警察权力大于法律的侵害。尤其是监狱里面，更是如此。电击生殖器这样的反人类反文明的酷刑在这个体制内也是很正常的。于是，特权导致的结果，直接将自己的罪恶放在了世人面前，处于民众的对立面。这种体制不改变，就是水和舟的道理，等于将自己拉下历史舞台并后此接受自己导致的恶果。

现在，我们来反思（萧山公安事件）丁有根借平安奥运利用萧山区公安分局新街派出所教导员周华江壮胆起杀心，萧山区公安分局宣卓伦不择手段三次派人到对裘金友家私闯民宅搜查。关押压制、甚至杀人灭口，这种恶果的形成，如果说，裘金友向杨佳一样，侵害杨佳的警察只是这个体制内的特权者，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中共就是这个国家的特权者。邓小平在1941年《党和抗日政权》一文中一针见血地讲到：“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具体表现。‘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中国共产党、腐化中国共产党、破坏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中国共产党党内来。”邓小平是真正热爱这个共产党，明白特权不除掉，就等同于葬送这个党的理想和事业。是害了这个党。

事實上，諸多讀者抱怨這個辨識起來太困難...

看來要把此文向他們普及一下才行~